女权主义在中国：音量刺耳是应对装聋作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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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女性主义第一、二波浪潮期间，西方国家所举行的女性主义维权运动。

  　　当“Feminism”这个英文单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入中国时，出现了两种译法，“女权主义”和“女性主义”。李银河后来说，“Feminism”在中国翻译出了两个词，本身就暴露出了问题。

  　　即便是“Feminism”在国内出现已经20多年后，人们在提起这个词时，也还是将“女权主义”和“女性主义”混淆在一起进行使用。五年前在一次采访中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教授说道：“中国人一谈起性别问题，常常会声明‘我不是女权主义者’，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。在很多中国人眼里，女权主义常常被丑化，甚至被妖魔化。”此时距离戴锦华大声宣布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已经过去了十余年。

  　　上世纪的女权主义

  　　从“铁娘子”到“女人味”

  　　“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，即最初由李大钊、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。近百年来，经历了数次革命，中国女权的发展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快。如今，一种新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。”在五年前的同一个采访中，李银河对中国的女权主义如此概括。

  　　王政和沈睿可以算是真正的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代表，这些人大都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“铁娘子”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“女人味”的时代，她们也都经历过女性意识的焦虑。

  　　在改革开放以前，“男女平等”一直是被国家垄断的议题，那时妇女地位的上升在日后被称作“国家恩赐的妇女解放”。它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从阶级出发，忽视男女性别差异，使当时“铁娘子”的形象深入人心。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后资本在中国重新分化，资本市场化伴随的是资源大量流向男性的父权回潮。再加上革命和阶级的话语被否定，也让改革开放后的一代对“男女平等”产生了“寒蝉效应”。女性急着寻找自我，从“铁娘子”的形象中解脱出来，寻找回归自然的“女人味”。

  　　九十年代，世界妇女大会的到来成了女权主义的新起点。“社会性别（gender）”的概念被带入中国，也第一次把妇女权利纳入了人权的范畴。“社会性别”的概念挑战了八十年代男女性别自然化的“本质主义”思维，而把性别归为社会构建的结果，这也形成了九十年代后期的女权主义的根本动力——消灭操演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运作机制。王政和沈睿，分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到国外接受了女权主义相关的教育，开启了各自的女权主义启蒙道路。

  　　本世纪的女权主义

  　　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

  　　随着中山大学的教授艾晓明在2003年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，并带领学生排演女权主义话剧《阴道独白》，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逐渐地走向了大众。柯倩婷、李思磐均受到了艾晓明的影响，在不同领域举起了“女权主义步入主流话语”的大旗。2009年，妇女监测网络“女权之声”作为NGO创立，负责人便是现在青年女权行动界的精神领袖“吕频”。多元化、诉求普通人参与是第二代女权主义的特征，她们与媒体互动频繁，策划文化活动，高调发表女权主义言论，力图影响年轻人的观念。

  　　2012年，青年女权倡导小组BCome在北京成立。以肖美丽、赵思乐和艾可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，被媒体称作“青年女权行动派”。她们多为85后，成长在世妇会一代所倡导的与公共空间紧密结合的女权土壤中。“青年女权行动派”充满了创造性和行动力，有时甚至有些荒诞。她们把平权倡导诉诸话剧和行为艺术当中。其中最引人侧目的平权行动有倡导反家暴的“带血的婚纱”街头行为艺术、抗议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“剃光头亮瞎教育部”行动、呼吁男女厕所厕位比例不均的“占领男厕所”等行动。这些行动给她们带来了不少年轻的支持者，也有的放矢地推动了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改变。她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赋权，她们更多地想要影响制度，做游戏规则制定的参与者。